张芳松逝世40周年还原叁个真实的张恨水(zhāng hèn shuǐ 卡塔尔,游离于中华今世法学史的通俗随笔大家


原标题:张恨水 游离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通俗小说大家(1)

张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心远,恨水是笔名,取南唐李煜词《乌夜啼》“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张恨水是着名章回小说家,也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和“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作品情节曲折复杂,结构布局严谨完整,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新技法融为一体。更以作品多产出名,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创作了一百多部通俗小说,其中绝大多数是中、长篇章回小说,总字数三千万言,堪称着作等身。

2012年10月12日张恨水的骨灰安葬于故乡潜山张恨水纪念馆并立铜像。

今年是张恨水先生逝世40周年,在这个经过数九寒冬、即将春暖花开的季节里,《我所知道的张恨水》展现在了我的面前。作者就是张恨水先生的长孙张纪。应该说,这是献给逝者张恨水的最好礼物。

2003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剧照。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安徽省潜山县岭头乡黄岭村人。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肄业于蒙藏边疆垦殖学堂。后历任《皖江报》总编辑,《世界日报》编辑,北平《世界日报》编辑,上海《立报》主笔,南京人报社社长,北平《新民报》主审兼经理,1949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17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因其父曾在江西上饶广信税务当职员而在上饶出生。并在上饶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就读于旧式书馆,并沉溺于《西游记》《东周列国志》一类古典小说中,尤其喜爱《红楼梦》的写作手法,醉心于风花雪月式的诗词典章及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情节。

张恨水是中国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是“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一直作为一种悖论存在着:一方面是他用其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文学世界,体裁涉及小说、诗词曲、散文、戏剧等方面,内容囊括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构成了一幅当时中国形象的画卷;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忽略了他的存在—或将其作为批判的对象,或干脆不列入文学史。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后,却发现张恨水曾经的辉煌与那绵延至今的张恨水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青年时期的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并开始创作。他自1914年开始使用“恨水”这一笔名,其名取自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句。到1919年为止,这时期创作的作品,如《青衫泪》《南国相思谱》等,以描写痴爱缠绵为内容,消遣意味浓重,均可列入鸳鸯蝴蝶派小说中。

正是由于长期的沉寂,当我们面对这位作家时,却发现张恨水的生平史料非常缺少。由于历史的原因,文献记载的就很有限,据笔者所知,除了张恨水自己的写作生涯回忆及生前好友张友鸾等的晚年回忆文章外,还有就是张恨水的子女张伍(《我的父亲张恨水》)、张明明(《回忆我的父亲张恨水》)、张政的回忆录,向读者展示了日常生活里的张恨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所知道的张恨水》一书是首次以张恨水第三代的眼光向世人介绍张恨水,其意义不言而喻。

张恨水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小说《春明外史》,这部长达九十万言的作品在此后的五十七个月里,风靡北方城市,使张恨水一举成名。1926年,张恨水又发表了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到最高峰的是将言情、谴责、及武侠成分集于一体的长篇《啼笑因缘》,这部小说至今已有二三十个版本,在发表的当时就因各大电影公司争先要将之拍摄为电影而几成新闻,由它改编成的戏剧和曲艺也不在少数,而因《啼笑因缘》而作的续书之多更是民国小说中之最。至此,张恨水的名声如日中天,即使不看小说的人也知道这个作家,就如同不看京戏的人也知道梅兰芳一样。

张纪长期从事新闻编辑工作,他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对其祖父张恨水情有独钟,并且用心甚专——既注意收集与张恨水有关的资料、阅读钻研张恨水原着,又加强和现有张恨水研究专家的交流、提出自己的独特思考视角。在我看来,这种行为,既是一种自觉意识,更是张恨水精神的一脉相传,对张恨水

(1895~1967),被称为“章回小说大家”,民国时期通俗文学的代表人物,同时还是优秀的报人。主要作品有《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巴山夜雨》等。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一行,目睹陕甘人非人类的艰苦生活,而大受震动,其后写作风格发生重大变化,士大夫作风渐渐减少,开始描写民间疾苦。抗战爆发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抗战胜利后,他的一些作品致力于揭露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创作了《五子登科》等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政府对张恨水的生活有所安排,每月可以得到一定的生活费用,但他毕竟是在病中,无法写作,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而家里人口又多,开支还是很大的。他便卖掉了原先的大院子,换了砖塔胡同43号的一处小四合院。这个院子不大,但还算规整。三间北房,中间是客厅兼饭厅,西屋是卧室,东屋是张恨水的书房兼卧室。院里还有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是家里其他人住的地方。张恨水的身体在慢慢恢复,他又恢复了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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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发表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

《张恨水传》

1966年,“文革”爆发,胡同里有很多人家被抄家,红卫兵也曾闯进过这个院子。张恨水从书柜里拿出文史馆的聘书,很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去的,红卫兵居然信了他的话,退了出去。然而他的书实在太多,难免有属于“四旧”的东西,为了免得招灾惹祸,本想挑些破书烧了,也算作个样子。但是挑来拣去,哪一本也舍不得。孩子想藏在床底下,张恨水说怕潮;塞进米缸里,他又怕脏。搞得筋疲力尽,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终于决定,还是放回书柜里,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就算是藏好了。所幸后来并没有人来抄家。

作者:解玺璋

1967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张恨水正准备下床时,突然仰身倒下,告别了这个他曾无数次描绘过的冷暖人间,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在他五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共完成作品不下三千万言,中长篇小说达一百一十部以上,堪称着作等身。而建国后所修现代文学史对他的评价,也因他后期参与抗战文学的创作而远在其他民国旧派小说家之上。

2018年6月

“张恨水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期作为一个悖论而存在着,一方面是学术界对他及其作品文本的理性思考,一方面则是笼罩在他身前事后的诸多谜团,对此缺乏较为系统的介绍——一种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料考证。对于前者,我们的专家学者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对于后者,则涉及到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甄别,而此项工作对于张恨水研究来说却显得尤为重要,是一项艰难的基础性工作。

解玺璋不讳言,自己写《张恨水传》,是包含了为这位作家“打抱不平”的意思在里边。在书中的“绪论”部分,他用了一连串“被”来描述张恨水,说其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歪曲、被误解、被轻视、被冷落、被忽略、被埋没最严重、最长久的作家之一”。

张恨水最后只会南昌方言

这评论中有作为传记作者的感情色彩和个人态度,但也确实出于张恨水与现代文学史的“不亲密关系”。可以做一个无意义的假设:如果张恨水不是生在一切都在大变革的20世纪中国,那他很可能拥有显赫的文学史上的地位。他出入俗雅之间,缔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将传统的题材和文体推向高峰。但在“新文学”开天辟地的时代,张恨水甚至难以在文学史中获得一个位置。于是,张恨水已经不再只是张恨水,而成为中国小说转折期的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

天柱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名人辈出,其中就包括张恨水,他与江西还有一段不解之缘。1895年,张恨水出生在江西广信,后由于祖父来南昌任职,张恨水也来到南昌。1912年,遭遇父丧家变,几经磨难的张恨水走上新闻和文学的道路。

1 自成名就身处争议之中

“祖父的祖籍虽然在安徽潜山,但南昌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张恨水的长孙张纪告诉记者,潜山、南昌、苏州、重庆、北京等地都是张恨水曾生活过的地方。张恨水聪明过人,对语言有极深的领悟能力,所以这些地方的方言他都能讲。然而到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会讲的方言只剩下南昌话一种。

几乎从张恨水的小说有了广泛名气的一开始,他就受到了来自新文学阵营的攻讦——尽管那通常并不是针对他个人,而是向着一切所谓“旧”的文艺。

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八十一梦》《白蛇传》《啼笑姻缘》《秋江》《孔雀东南飞》《西北行》《荷花三娘子》《陈三五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太平花》《燕归来》《夜深沉》《北雁南飞》《欢喜冤家》《满江红》《水浒新传》《斯人记》《落霞孤鹜》《丹凤街》《傲霜花》《偶像》《纸醉金迷》《美人恩》《杨柳青青》《大江东去》《现代青年》《秦淮世家》《艺术之宫》等。

20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中国文坛,正发生着最剧烈的变革。以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倡导者的声音,刚刚传开未久。他们的姿态是激进的,力量是弱小的,为了争夺读者与阵地,他们无法接受与庞大的旧文学体系共处,而是主动地寻找批判的目标,“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所代表的通俗小说由此成为被他们攻击的重要对象,被斥为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是新文学前行道上的拦路虎。

而彼时的张恨水,是远离这一思想风暴的中心的。当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22岁的张恨水正徘徊于安徽潜山老家,苦恼于怎么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帮母亲支撑父亲早逝的家。他从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喜欢读《聊斋》《水浒》等传统小说,尤其爱金圣叹的批评;在苏州蒙藏垦殖学校短暂的求学生涯中,还曾向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杂志投过两个短篇小说;他也读过一些外国小说,多数是林纾的文言译本。一眼看过来,青年张恨水所接触的,想要尝试的,从中获得兴味的这些文字,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新文学阵营的批评。

几年漂泊之后,24岁的张恨水来到北京,他一度做过进北大旁听的梦,但摆在他面前的主要任务始终是谋生和养家,所以当有来自报社和通讯社的工作可做,求学的想法很快就放弃了。到1924年,张恨水加入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晚报》,任副刊编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代表作《春明外史》也自此在《世界晚报》副刊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中记者杨杏园为中心,展现当时北京官场与社会的“乌烟瘴气,昏天黑地”,隐现着清末谴责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影子。

出众的才华显现了出来,小说很快受到欢迎,据当时的同僚回忆说:“许多读者买到晚报,先看这篇小说,有的常到报社门前等着晚报出版。”在《春明外史》近五年的连载期间,张恨水又开始了长篇《金粉世家》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的连载,这部以清寒人家出身的女子冷清秋与国务总理之子金燕西婚姻悲剧为主线的小说,结构宏大而完整,描画了金家三代百十个鲜活的人物,也写出了一个豪门由盛而衰、树倒猢狲散的结局。《金粉世家》打动了众多市民读者尤其女性读者的心,为张恨水赢得了更大的名气,也让来自任何阵营的人都无法忽略他的存在。

1930年,《春明外史》业已终篇,《金粉世家》渐入佳境之时,张恨水又应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之约,在《新闻报》上连载《啼笑因缘》,这部作品没有之前两部代表作那么长,在一年之内即连载结束,却成为张恨水受众最广、最轰动的一部小说,让他的文名从北京红到了上海,到了大江南北妇孺皆知的程度。《啼笑因缘》很快出版了单行本,其后被搬上银屏不下十二次,在各种戏剧、说书舞台上频频被改编,由于读者们意犹未尽,市场上还出现了大量“反啼笑因缘”“新啼笑因缘”“啼笑因缘补”等伪书、续书。

出身安徽乡下,独自来北京打拼的张恨水,就这样成了知名的大作家。在市民读者群众受到欢迎的同时,他在新文学批评家眼中的“重要性”也同样得到了迅速提升。瞿秋白在1931年6月发表的《学阀万岁》一文中写道:“第二个城池里面,只有不懂得欧化文和上古文的”旧人”,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称霸的,是张恨水、严独鹤、天笑、西神等等,什么黑幕,侠义,艳情,宫闱,侦探……小说。”把张恨水的名字置于“鸳蝴”几大家之首,这是对其影响力的另一种承认,也是对张恨水所属流派和阵营的明确划归。

尽管张恨水本人和“鸳蝴”的主将并无什么来往,也从未在其主要刊物《礼拜六》等发表过作品,但由于他所采用的章回体,关于男女情爱的题材,和所受到的市民阶层的欢迎,还是被指认为“鸳蝴”的代表作家。1932年,钱杏邨(阿英)在《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一文中,更直指张恨水是“封建余孽的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表,是“一般为封建余孽以及部分的小市民层所欢迎的作家”中的“骄子”。激进的眼光让左翼批评家们看不到张恨水给章回小说注入的新意,也没有兴趣关注他小说中俗中带雅,雅中有俗的独特追求。

2 现代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

张恨水在20世纪30年代所受到的批评与抨击,虽然并不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和商业上的成功,却延续到了之后几十年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中。正如解玺璋在书中感叹,“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中没有张恨水的位置”。虽然在20世纪40年代,有了一些对张恨水较为公允和平和的评论,比如茅盾在文章中提到,“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但在张恨水身上发现些许“进步”的色彩,并不能真正解决他在文学史中的尴尬。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史,自然不会有张恨水的一席之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被埋没的现代作家被重新“打捞”并得到了重视,比如张爱玲、沈从文都等来了阅读热潮,但相比之下,张恨水仍然是寂寞的。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编著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虽然从关于“通俗小说”的两章里,能读到对于张恨水较为公正的介绍和评价,比如说张恨水“发展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实现章回小说体制现代化的文学使命”。但翻开作为辅助的“课程学习指导”可知,这两章从来不是需重点讲解和掌握的内容。

为何会如此?张爱玲、沈从文的被接受,是革命话语淡出文学史的结果,他们的作品虽游离于革命主潮之外,却毫无疑问是新文学结出的果实。而张恨水所涉及的,却是更深层、更基本的文化矛盾——新与旧,俗与雅。当现代文学史远远不只是一个时间分期,而是一部以文学革命作为发端,讲述“中国文学如何现代化”的历史,像张恨水这样脱胎于传统文学,专注于温和的革新与改造的作家,实在无处安放。他并非新文学的顽固反对派,反而不断吸取着新文学中的养分,但永远不会、也并不想要追上先锋们的脚步。于是越是要公允地对待他,他在目前文学史框架中的位置就越游离其外。

俗与雅的冲突就更是一个贯穿古往今来的大话题。学者杨义1995年发表的《张恨水:热闹中的寂寞》中说:“文学史写作,似乎比一般民众阅读更多清规戒律,偏偏在俗众热闹的地方表示沉默和寂寞,以此证明自己高雅的学术品位。”实际上,这又何止是文学史写作中的现象?每每越是受到市井百姓欢迎的作品,越是得到商业上成功的作品,就越难得到文化精英阶层的正视。

解玺璋对张恨水的兴趣也正来自于此,他说,自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关注大众文化,发现围绕着张恨水的争议,和讨论通俗大众艺术的价值问题是相通的,而他自己的感受,“有时候精英文学有点那种很霸道的、自以为是的东西”。所以在他看来,关注张恨水,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其中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以及生活态度,究竟该如何认识?真的是毫无意义而必须抛弃的吗?”“通俗文学、城市市民文学的存在有没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它们有没有独立的文学价值和适用于自身的审美批评标准?”这些问题不止关于张恨水,却至今也未必能很好地回答。

(下转B03版)

本版撰文/新京报记者 李妍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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